网上传习录丨这件事，总书记又“敲黑板”了！

尽管一直有人尝试对价值规范进行数值化处理，但这种努力至少就现阶段来说是过高估计了计算机对那些不可计算问题的计算能力。

[18]就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如果说中央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处于枢纽性地位，那么，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则是这一枢纽的最核心要素。当前，中央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行政职能正在经历由政策性向科学化转变的关键阶段，因此，需要从行政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克服原有政策性的不足。

[42] 五、结语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地广人多且地域差异大，只有各地方之间实现协调发展，整个国家的长期繁荣与稳定才是可能的。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就成为大国经济发展中的永恒主题。这种情形的出现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但是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相冲突，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它要求国家预防和纠正个人与个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在发展上的两极分化。其重要的法理内涵在于总揽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在国家机关职权独立前提下的总揽。此外，协调机制还应同时容纳公共部门、私营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合力。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近十年来，中央政府进一步通过放管服改革和审批权下放，不断释放市场、社会和地方的发展活力。如果立法被推定合宪，那么就意味着对立法提出异议的一方要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也就意味着合宪性审查机关尊重了该领域立法机关对立法事实的评估特权。

另一方面，事后审查中，中国发展出了颇具特色的备案审查制度。之所以存在审查强度，实际上是考虑到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能力差距。由于在欧洲大陆模式中，普通法院虽然没有合宪性审查权，但可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将有违宪嫌疑的立法提交给宪法法院审查。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审查是否被侵犯时要考虑干预的直接性和实质性。

（三）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混合了美国式的分散型司法审查和欧洲式的集中型司法审查的模式，既允许普通法院在个案审理中不予适用被认为违宪的立法，也设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或者其中的专门法庭来集中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但是这种合作中也会存在竞争，比如很多国家（比如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等）规定，如果普通法院能够对疑似违宪的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就应当尽量进行合宪性解释而不是提起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只有在不能作合宪性解释的时候才能提起。

如果权利是基本的，那么政府必须出示一个迫切的利益来证立侵犯。如果说美国式的合宪性审查是具体审查，即合宪性审查附随在个案审理中。这种合宪性解释权使得所有的普通法院变相地享有了合宪性审查权，也使得欧洲大陆模式中的合宪性审查分成了提交到宪法法院的合宪性审查和没有提交到宪法法院的合宪性审查两块，集中型变成了分散型。如果法院拒绝提起或者将问题内部消化（比如通过合宪性解释），那么就等于断绝了合宪性审查的可能。

原因在于，联邦制下存在多套立法主体，从而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解决这些立法权之间的冲突。有的只有民主化的要求（比如南非），有的既有民主化也有市场经济的需求（比如中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时期，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据学者的研究，受理技术不仅可以减轻诉累，还可以让法院选择良好的受理时机，尤其是一些社会争议性比较大的案件。

3.合宪性审查的技术性不断提高 合宪性审查的技术包括受理技术和审查技术两种。从冷战结束开始，随着苏联的解体，民主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很多之前的准民主国家或者威权国家通过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来实现民主化转型，这使得合宪性审查制度从英美和西欧之外，迅速扩展到中东欧乃至非洲、拉丁美洲、亚洲。

因为只要是法院提起具体审查，法院势必会承担过滤功能，即相当于法院控制了合宪性审查的案源。相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是由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各选举一半，也符合了组织—制度上的民主性。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正在蓬勃发展，并且特点鲜明。一些前华约国家成立了议会委员会来具体负责，比如1965年罗马尼亚的宪法委员会、1984年匈牙利的宪法理事会等。这种要求民意代表机关绝对多数同意才能当选宪法法官的设计也被很多国家所采纳，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从而有效抵消了政党政治对合宪性审查机关民主正当性的不利影响。另一种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诉讼中发展出来的学说，即原告如果攻击某个立法表面上违宪，他可以为了第三方的权利来主张。二是通过制裁来承担民主责任，最终使得权力受到监督。因此，在合宪性审查机关人手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将精力放在那些值得受理的案件上，才能保证最终审查的质量。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立法机关比较擅长判断的领域，比如涉及社会整体的一些立法，比如国家统一、经济或福利，只有通过民主过程的审议表决才能形成共识，此时合宪性审查机关就应当尽量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采取宽松的态度，即只要没有明显的违宪就予以审查通过。一是通过增加新的含义或决定立法的临时效力来补充立法。

比如在议会内阁制下，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是民主正当性链条中的必要一环，议会可以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是不能绕开它。对于不在备案范围的立法，还可以通过改变或撤销制度来进行审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具体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当然，美国法官产生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只需要参议院全体议员的过半数通过。

简言之，实质—内容的正当性要求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与责任性。目前各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关都面临着人少事多的压力。美国式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受理条件必须是案件和争议，即当事人必须具备普通诉讼的原告资格，争议已经形成且法院的判决对于争议的解决具有实际意义，法院不提供抽象的咨询意见。对此，《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中专门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应当确保符合宪法规定、宪法精神。

这仍然是一个结合规范与事实的涵摄过程。后者是在立法草案审议通过后生效前来进行审查。

这种模式经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理由是立法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因此应当由立法机关来负责宪法监督。这种针对不同分类采取不同审查基准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立法分类的正当性程度。

因此，问题可能并不出在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反多数或者反民主的，而在于，美国和欧洲大陆式的强形式司法审查能否克服自身的缺陷，即普通法院和宪法法院会不会通过合宪性审查而导致司法优位或者司法至上。除此之外，法院的积极能动反而会打破平衡，失去中立性（因为无论支持哪一方，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在拉偏架）。

高等法院或者它们的专门法庭型，有8个国家。所谓重要意义一方面是指该法律的有效和无效会导致案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另一方面是指该法律必须构成该案的审判依据而非可有可无的。德国的具体审查则直接省略了当事人提起的环节（除非是在宪法诉愿中），而由普通法院向宪法法院提出。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此时，既然立法和行政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监督（除非是依靠反对党），那么就必须发挥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关于合宪性审查的民主正当性，美国宪法学界可以说是讨论最多。

因此，如何处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合宪性审查要解决的难题。这种模式根据审查机关的不同，具体又可分为：宪法法院模式，设立的国家有51个。

如果该权利不是基本的，通常法院只进行合理基准的审查。而且，这两种模式正在逐步靠拢，出现向对方转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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